我知道1990年公牛依然困难重重。在3月中旬的一场关键比赛中我们输给了底特律(比分为81：106)，至今我还记得艾塞尔·托马斯说的那句话：“底特律将永远是芝加哥的对手。”

　　在我心头沸腾着一句话：“不会这样，你得明白你面对的什么样的对手。”在随后的六周里，我们比了两场，公牛均告负，我开始发誓：绝不能让这种事再度发生。我知道自己应在增强体力、耐力上下功夫，因为要加强场上策应，我必须威猛壮实，我有我的速度，只要体力上有长进，那一切都会发生改变。

活塞队、尼克斯队对付我的唯一手段是把我困住进而打乱我们的整个作战计划，我已经熟知他们的一贯伎俩，现在我不会坐以待毙了。公牛有一批技术过硬的球员，有具威力的“铁三角”打法，经过了1990年的磨砺，我们更增加了信心。

　　1990年3月28日，克利夫兰的那场比赛照常开赛，但自从罗德·威廉姆斯的一次严重犯规之后，一切发生了改变。他把我重重地撞倒在地，我在地上倒了一、二分钟，这时我清楚地听到场外球迷的欢呼声。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些球迷居然会巴不得我受伤(不知道这是不是会有助于他们取胜)，这的确不是什么好的体育道德。

以前，我所经历的比赛里，当球员受伤时，观众总是为他鼓劲，激励他站起来继续比赛。球迷对比赛双方有倾向性本无可厚非，但他们至少都应当理解：一位球员的性命要比一场球赛的胜负重要得多。我被打倒在地，而观众们开始为这欢呼，这究竟算什么! 我抬头看了公牛队助理教练马克·普菲尔一眼，然后说： “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我站了起来，发出了第一个罚球。从这一刻起，我开始斗志激扬，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驰骋于球场上。篮板、抢断、过人、上篮，我简直是在做投篮的表演。这场比赛我独得69分。公牛最终以117：113战胜克利夫兰。

我带着这种感情打比赛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1985年全明星赛后第一场对底特律的那场比赛就是，我得了49分。杰利 ·斯塔克豪斯曾放言说我“水平还不至于这么高”，对此我倍感不服气，1996年赛季对费城76人的那场比赛，战至第三节我已经独得44分，我们已经领先太多，以致教练换上一批新手。

有一场在芝加哥举行的比赛，我们被拉巴福德·史密斯一人灌进了37分，不久后我在华盛顿以牙还牙，半场就独得34分。尼克斯队的两任教练都先后“激怒”过我。第一次是在19 89年季后赛期间。当时，我的踝关节受了伤，尼克斯队的教练里克·皮蒂诺居然跑到电视上说“我不相信乔丹受了伤”，第二天的那场比赛我狠狠地“敬”了他47分，告诉他：“瞧，我是没有伤!”

1996年季后赛，尼克斯教练杰夫·范甘迪又步其后尘。他竟骂我“骗子”，说我通过跟对手球员交朋友来麻痹他们的斗志。这的确令我气愤不已。

第二天在对尼克斯的比赛中，我又“敬”了他44分，并朝范·甘地说：“这是给你的，小人!”赛后很多人都问我当时范·甘迪说了啥，我想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了。我不是一个善于四面树敌，到处挑事端的人，但我的一贯性格是：不服输。我不希望有人小视我，甚至冤枉我。对种种轻视和污辱作出这样的反应，不为别的，就为向别人证明我自己，从而捍卫自己的人格。

在记忆里，我打比赛总是运用“想象战术”——想象我的成功，想象我会拿多少分，如何拿分，想象怎么才能打败对手。比如和雷杰·米勒这样的得分手打比赛，我会想象他的技法、他的场上长处，还有他会怎样拿到球等等，好像整场比赛的情形都会显现在我的脑海中，然后，我会根据所想象到的制订相应对策。

对场上技术统计数字我不会太留意，所以就经常不知道究竟谁的投篮命中率高，但对NBA中每个球员的特点、优势我会了如指掌，我没有百分之百地按自己想象的打法去打比赛，但至少绝大部分时候是这样。

　　事先想象一场比赛的可能形势有助于我作好心理准备，有针对性地进行备战。一旦比赛开始，我就从不想着结果会怎样，就管凭着直觉打比赛，当然我的脑海里早已事先形成克敌制胜的独特打法.

直到我篮坛生涯的后期，我才充分意识到这种“想象战术 ”的威力所在，原来我一直是在探索、实践着这种战术。其实，我认为每位球员甚至每个平常人都应当学会这一生活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