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家庭里，无论孩子有多少心理或行为方面的麻烦，只要学习过得去，家长一般不会带着孩子去找医生。一旦孩子的学习不好，家长很容易从孩子身上找到“原因”。在我的门诊里，我会问：“如果你的孩子的心理问题治好了，父母怎样看出来？”父母的回答常常是：“孩子能做到爱学习和学习好”。

　　有一个家庭，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经济不错，孩子的学习环境和条件都很好。父母事业有成，对孩子的期待也高，打小就让她学外语、画画，钢琴考级，游泳比赛，可谓全面发展。可偏偏到了14岁（初二），女孩得了“社交恐惧症”，见人就脸红心慌，严重的时候不能坚持上课。父母虽然好强，看到如此痛苦的孩子不得不软下心来，给孩子充分减压。孩子的上学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本是班上的尖子生，不久却成了学习的“困难户”，家长身处两难，内心焦虑日渐明显。

　　面对这样的家庭，心理医生不会鼓励家庭继续替孩子减压，而是要父母看清家庭内部的互动是如何把孩子的“问题”扩大成家庭的问题。父母需要维持家庭的内在规则，孩子必须自己面对她成长的压力。比如，承认社交恐惧会影响孩子的人际感觉，或者会影响她学习的效率，但不会影响她校外的生活与学习。我们会跟家长说，真正的问题不是“社交恐惧”，这种恐惧人人都会有，人人都要学过这关。真正的问题是恐惧引发的对成长责任的“逃避行为”，不鼓励逃避，就减少了恐惧的负性影响。父母有意减少对孩子“社交恐惧”的关注，孩子的麻烦也会少一些。

　　心理医生在帮助问题孩子学习自我控制与自我放松的同时，会按照家庭对治疗的期待做一些工作，如着手为孩子重建一种行为规则V或督促孩子去完成一个学生应该完成的学习任务，乍看起来，像是心理医生在替代父母给孩子施压。

　　社交焦虑使孩子可以不遵守社会规则，随心所欲地活着，还能不被父母责难，这问题使孩子获益，这样的获益虽然不是孩子预知的，但逃避压力后的心身松懈，会使孩子的病慢性化。心理医生过多纠缠于改变孩子的症状，忽视强化她进取的欲望，也有可能弱化孩手的能力，使她固结在对疾病的恐惧中。反过来，我们接受社交焦虑是一个最普通的情绪现象，把关注放在孩子表现正常的生活情景里给她一个她自己还不错的暗示，孩子对焦虑的关注也会减轻。

　　我们不把“病”看成是一种被外部强加的东西，而把它看成是孩子内部愿望的一种“婉转”表达，把它解读为一种与父母互动中的需要。这样，问题的受害人就演变为问题的行为者，孩子不得不面临对疾病新的感觉。我们甚至会装着很惊讶地问孩子：“你怎么做才能让焦虑控制你，怎么做才能让父母允许你舒舒服服待在家？”我们会装着欣赏她，说她很特别，有特别的办法来应对别人应付不了的事情。

　　在帮助孩子处理焦虑的同时，又要孩子学习与焦虑做朋友，把焦虑看成是人生的一种发展动力。我们诱导孩子说出我们想让她说的话，并向她保证不去告诉父母，等孩子流露她的真实想法后，我们尝试跟她达成私下的协议,讨论如何做才能让父母大吃一惊。我们与孩子讨论改变的阶段性目标，这个目标不是治病，也可能不是学习，而是孩子在情绪行为方面的不同。变得更好还是更糟由孩子决定，基本上孩子都会选择变好。

　　我们让孩子观察行为改变对父母的影响，同时又让父母把观察到的情绪变化告诉我们，在和家庭讨论这些变化时，孩子得到心理满足和正面鼓励。如果心理医生只关心孩子的症状，倾力训练孩子应付焦虑、恐惧的技术，或为她设计行为脱敏治疗或暴露疗法，以为孩子挣脱社交恐惧一切都会万事大吉，这样的心理医生只能算半个心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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