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当代心理学的大数据分析来看，中华民族文化称不上乐感文化，中国人的负面表达比较频繁。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做过一项大数据研究——世界上13种语言的正面和负面表达频率，结果发现，在过去的200年中，中文的负面表达是全世界最明显的。全球很多语言体系都有一种积极倾向，也就是积极的表达要多于消极的表达，比如西班牙语，但中文的表达呈现消极倾向：如果你讲负面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有道理，很“酷”；如果你讲正面的话，别人反而会认为你很虚伪，说你在“装”。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心态问题。

2、社会信任度偏低容易产生一种社会心理障碍，即敌意归因。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一段逆反期，不管大人说什么，他都偏要反着来。逆反到了极致就是敌意归因，特别平常的事情也会被认为有恶意、有敌意。不幸的是，敌意归因在许多成年人身上也有所体现，他们表现得像是没有长大的孩子，比较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阴谋论，如“总有人想害我”。增强社会信任可以让我们专注于问题，减少社会交往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升生活质量。

3、阴谋论带来的第一个伤害是使人们不去关注真相，而停留在自我满意、自我陶醉上。如果不关注真相和现实，我们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如果我们看不清问题的根源，找不到正确的对策，就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阴谋论带来的第二个伤害是容易让我们生活在恐惧、愤怒、焦躁的负面情绪中。问题得不到解决，久而久之，就会增加我们的心理负担，影响我们的幸福感。

4、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教授经调查发现，中国人从工作中得到幸福感的比例，在30个工业化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人选择一份工作，往往不是出于对个人利益及幸福价值的考虑，而是为了有更好的发展前途，养家糊口，甚至是被迫服从别人的意愿。

5、心理学家菲利普·布里克曼（Philip Brickman）做过一项很重要的研究，他发现中彩票一夜暴富的人的幸福指数在某种程度上比没有中彩票的人低，因为他们对暴富没有心理准备，暴富反而容易导致他们心理异常，跟亲人的关系出现严重裂痕——很多人在暴富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离婚。

6、美国、日本、韩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都不错，但是其抑郁症患者的比例反而比不那么富裕的国家高。当人均GDP达到3 000至4 000美元时，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民的幸福感会增强很多。然而过了这个“幸福拐点”，幸福感就跟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了。当人均GDP超过8 000美元时，国家财富与国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就消失了，而人际关系、平等、公正等指标对幸福感的影响开始明显增大。

7、科学家发现，对幸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美好的人际关系，是至爱亲朋的支持，是社会交往的技巧。比如，一个“不工作的有钱人”如果不与社会发生联系，没有朋友和他来往，那么他其实比一个“工作的穷人”更有可能感到失落。社会联系与支持能让人体会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产生幸福感。

8、为什么铜牌选手比银牌选手更快乐？

根据吉洛维奇的研究，产生这种意外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这两种人的反事实思维不一样。所有人都在用反事实思维进行思考。反事实思维是个体基于与现实相反的条件或可能性进行推理的一种思维过程，或者是对事实的一种替换想象。人们通常是在心理上对已经发生过的事进行否定，进而建构一种假设的可能性，即“如果怎么样，就会怎么样”。银牌选手的反事实思维肯定是往上比较，因为对于银牌选手而言，奖牌已经到手，他只要再努力一下，就一定可以获得金牌，所以，往上比较的反事实思维很自然。铜牌选手更可能有往下比较的反事实思维，因为他差一点儿就可能是第四名，得不到奖牌，因此，往下比较的反事实思维更自然些。比较的方向不同，人的情绪受到的影响也就不同。

9、一个人的成就、获得和收益到底有多大，与其幸福没有完全的正比关系，但是这和他的认识、判断密切相关。当我们往上比较的时候，我们很难感受到自己已经获得的成就，而当我们往下比较时，我们反而会知足常乐。这就意味着，真正影响人生的幸福和快乐的，是我们的预期和比较。

10、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意无意地跟别人进行比较呢？在进化史上，远古人类为了规避风险、活得更久并成功繁衍，最重要的生存条件之一就是从属于某一集体。他们通过不断将自己和部族里的其他人进行比较，保护自己不被集体排斥：我这样做是否合适？我是否达到了别人的预期？我的贡献够大吗？别人喜欢我吗？……直到今天，人类大脑依然沿用过往的模式，通过跟其他人比较来向自己发出“受欢迎”或“被排斥”的信号。

11、195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社会比较理论，他认为，自我认识的不确定性是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主要原因。每个人都有了解自我、评价自我的冲动，但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我们会把他人当作比较的尺度，在比较中获得意义。另外，我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不一定是那些比我们优越很多的人，往往还是自己周边的人。也就是说，虽然某富豪可能会给自己定一个亿的“小目标”，但我们不会和他比，而如果自己身边的某人比自己每个月多赚2 000元，估计有些人就会不乐意了。

12、比较会对人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在很多国家，富裕的人通过把自己跟那些较穷的人进行比较而获得满足感。但是我们发现，中产阶级和穷人往往更愿意与比自己收入更高、事业更成功、社会地位更优越的人进行比较，换句话说，我们倾向于跟社会等级比自己高的人进行比较。身处地区的贫富分化越严重，人们越容易感到不满足。我们很容易和住在附近的比我们过得好的人进行社会比较，这会让我们的自尊心和幸福感都受到伤害。

13、为了提升自己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我们可以选择向下比较，也可以避免比较。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自己在特定领域的能力和表现比较差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在这个领域进行向上的社会比较。如果比较的目的是给自己增加行动的力量，那么上行比较可以让我们产生积极的能量，从而提高得更快，进步得更明显。

14、大部分人认为高收入等于快乐，但这个说法事实上极为虚幻。高收入的人对生活会感到比较满足，但不会因此而比其他人更幸福，他们甚至更容易紧张，也不太会享受生活。收入对于生活的影响是短暂的。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会过度宣扬收入是衡量幸福的标准，是因为他们只是在用传统的视角衡量自己及他人的生活罢了。

15、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1974年提出幸福饱和理论，他认为幸福感不是一直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而增加的，它符合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会逐渐减小，当收入的幸福感边际效用达到零时，个人的幸福感就会进入饱和状态；过了这个饱和点，个人收入的增加将不再对个人幸福感产生影响。

16、过度强烈的挣钱动机有损人的积极情绪。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David Myers）发现，特别想通过赚钱让自己开心的人的幸福感其实更低。因为只想挣钱的念头会让人忽视生活中其他积极的体验，甚至降低人的社会责任感，影响人际关系。当金钱和家庭关系产生冲突时，这还会造成精神压力，损害心理健康。

17、有些人在心情烦躁、情绪不好的时候会拼命花钱买东西来转移注意力，缓解心中的不快。其实跟买鞋子、衣服、包等物品相比，旅游、听音乐、看电影等娱乐体验带来的快感更加长久和深远。享受体验能拓展我们的时间。因为生命有限，充分享受每一个瞬间，把每一分钟都活得幸福和愉悦，我们的生命就会在无形中得到延展。

18、如果我们在心情不好时能跟亲人或朋友交流，哪怕只是一两句关心的话也会让我们觉得好受一些。这样的关心就是一种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和金钱所代表的资源都是我们安全感的源泉，过分重视金钱则会降低我们对社会支持的渴望，让我们忽视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19、美国洛杉矶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艾伦·费斯克（Alan Fiske）认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伤害靠金钱很难弥补，反而要用更多的社会行为、更亲密的举动来弥补。因此，密切关注他人的幸福，把闲钱花在别人身上（邀请朋友聚餐，在纪念日给亲友准备礼物，做慈善，等等）比把闲钱花在自己身上更能带来幸福感。

20、与愉悦感有关的神经递质主要有四种：多巴胺、内啡肽、催产素和血清素。
第一种能引发愉悦感的神经递质是多巴胺，它能激发我们的欲望。换句话说，当你有特别强烈的欲望去完成某件事情、做出某种行为时，你的大脑就会分泌大量多巴胺，驱使你继续追寻欲望，并在此过程中给你带来快乐与满足。人类很多的成瘾行为都和多巴胺的分泌有关。比如吸烟、吸毒、酗酒、性行为等，都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使上瘾的人感到特别开心和兴奋。人们在很多时候甚至都不需要做出实际行为，仅仅想到相关场景都会促使大脑分泌大量多巴胺，产生欲望。

第二种会让我们产生愉悦感的神经递质是内啡肽，它是大脑内部可以自行生成的一种类似吗啡的生物化学物质。促使内啡肽生成的因素很独特——身体的疼痛。当然，疼痛无法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但是内啡肽可以。内啡肽可以帮你“隐藏”身体的痛苦，让你坚持完成某个任务或者做出某种行为。如果你经常跑步，那你就一定可以体会到运动给人带来的快感。你在不断地推动自己超越自我极限，咬牙坚持多跑一百米后得到的快感就是内啡肽带给你的。我们常说的奋斗之后的快乐，有很多其实源自内啡肽的作用。

第三种与愉悦感有关的神经递质是催产素，它又称“爱的激素”。也许在刚听到这个名词时，你会联想到女性生孩子的情景。对处于孕产期的女性而言，催产素确实非常重要，它可以刺激乳腺分泌乳汁，在分娩过程中促进子宫收缩，并激发母爱。催产素也可作为注射药物用于引产、产后止血等。然而，催产素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它并非女性的“专利”，男女均可分泌催产素。催产素在日常生活中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减少人体内的肾上腺酮等压力激素的水平，降低血压等，它能有效抑制负面情绪的加工，降低个体防御和恐惧的感受，增进我们对他人的信任，从而促进社会关系的发展。

第四种能引发愉悦感受的神经递质叫血清素，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情绪的调节剂。我们常说的“寝食难安”，从生理角度而言，就是由于体内血清素水平比较低。血清素影响我们的胃口与情绪，提高血清素含量有助于增进食欲、改善睡眠、振奋心情，防止情绪低落和抑郁。当我们对生活有自主性、掌控感，在人际关系中能感受到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力时，这都会激发大脑中血清素的产生，让我们产生幸福满足的感觉。

21、任何能够增强我们的爱、归属感和信任感的人际互动行为，都会促使大脑分泌催产素，让我们感到快乐幸福。这种人际互动行为包括温暖的拥抱，富有同理心的对话，温情的陪伴，与他人的联系，与支持自己的家人、爱人或者朋友待在一起。特别是每天来自爱人的拥抱可以促使催产素形成，能对抗抑郁症。

22、悲观者比乐观者更不容易戒烟，且更容易生病。而乐观者习惯掌控自己的命运，更愿意积极采取行动（例如运动等）来保持健康，预防疾病。更健康的饮食与生活方式反过来也会让人身体更好、心态更积极。再次，乐观的人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每个人都喜欢和积极乐观的人交往，他们就像太阳，能将周围的人照亮。因此，跟悲观者相比，乐观者更容易获得深厚的友谊和爱情，尤其在遇到危机和遭受厄运时，朋友、亲人的安慰和鼓励会给他们更多战胜困难的勇气。

23、乐观的人离“好事”更近。一个人在某一段时间遇到的坏事越多，他就越容易生病。悲观者较少主动采取行动来避免不好的事，而且在事情发生后也较少采取行动来止损，因此在他们身上发生不幸事件的概率比一般人高。而乐观者更多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策略来调整情绪、解决问题，在积极的心态、健康的生活方式、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综合影响下，乐观者比悲观者更容易远离坏事的侵袭。

24、关心他人很重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而良好的社会关系是我们应对各种挫折和失败的最好保障。金钱对幸福的影响是边际递减的，人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更容易产生幸福感。

25、当我们处于愤怒等消极状态的时候，我们的思路和行为容易集中在自己熟悉的选项上，逃避倾向也比较明显。反过来，在开心、积极的时候，我们的思路会更加广阔，行为的选项会更加丰富，行动的力量和灵活性也比较强，创新能力更是有显著的提升。

26、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雷蒙德·马尔（Raymond Mar）教授和同事发现，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不失为提高同理心的一个好方法。他们比较了长期阅读小说和非小说的读者，发现前者在解读他人心理活动的测试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小说阅读量越大的人越擅长观察人心。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玛乔丽·泰勒（Marjorie Taylor）及其同事还发现，从事小说创作五年以上的人的情商往往比别人高很多。

27、利他的公益行为。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从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多项研究表明，乐于助人的青少年的心理更健康。他们更活跃、更积极，敢于迎接挑战，抑郁症患病率和自杀率也比其他人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研究跟踪了2025位老人达五年之久，同样得到惊人的发现：经常做志愿服务的老人的死亡率比其他人低44%，而做两项以上志愿服务的老人的死亡率比其他人低63%！

28、很多人以为，聆听自己心灵的呼唤是一种宗教式的表达，是信教的人才有的一种心理体验，或者是一个用词优美的短语，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聆听心灵的呼唤其实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聆听心灵的呼唤就是发现人生的意义。

29、不妨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会让你产生生命力旺盛的感觉？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兴趣？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动？有什么事情是你热爱的？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喜悦？有什么事情值得你留恋？有什么事情给了你希望？有什么事情让你心生敬仰？在你休息或业余的时候，你最想做什么，最爱做什么，最愿意花时间做什么？这一切都可能是你心灵的呼唤。凡是让我们能够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的积极心理体验的事情，都会让我们意识到生活的意义。它可能就是我们心灵的呼唤。

30、不要“一心多用”。在开放的办公空间，难免出现影响我们专注于手头工作的各种背景声，提高效率的想法也会让很多人主动选择“多线作业”。然而，分心会损耗我们的心智能量，让我们更容易出错且更疲劳。

31、 在我看来，生活由无数的瞬间组成，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每个瞬间的意义，并使每个瞬间都有意义，那么生活也就有了意义。工作也是如此，在做事时保持专念，留意新事物，积极寻找差异，让手头的事变得有意义，这样更容易做出成绩，并体验到幸福。

32、从工作中抽身，投入自己的兴趣爱好，既能让我们更快体验到福流，也有利于大脑“切换频道”，忘掉工作中的烦扰。而当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体验到福流，并把这种专注、美好的状态迁移到工作中时，我们的工作也会变得更简单、更轻松。

33、有研究表明，面对压力时，最快速的放松方式是看一张让人信任的面孔，他正带着温柔和爱意看你，比如跟你交情不错的同事、被你视作导师的上司。如果你发现某张面孔、某种味道、某次触摸等给你带来的感觉可以让你平静而充满能量，那就花一点儿时间去体会它。深呼吸，注意身体的感觉，领会那种感觉，然后闭着眼睛重复记忆中的体验。

34、一个人若总是关注自己无法控制、改变的部分，就会形成“无助—绝望”的恶性循环。不论你想做什么，坚持在自己能控制的部分发力，才有可能让局面得到改观，哪怕事后证明之前的选择是错的，那也比什么都不做，只是担心“选错”好得多。

35、著名心理学家埃伦·兰格教授和她的学生朱迪斯·罗丁指出，对于一个被迫失去自我决策权和控制感的人，如果我们给他一种较强的自我责任感，提高其对生活的掌控感，那么他的生活质量就会提高，他的生活态度也会变得更加积极。

36、兰格教授认为，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老年的社会。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永远不会老。与此同时，我们固执而轻率地认定衰老和能力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可能正是这样的观念使得人们在发现自己年龄大了以后真的衰老起来。关于衰老，我们曾经以为，人脑的细胞数量是固定的，老化意味着不可逆的细胞流失——大脑中的神经元会在我们达到一定年龄后不断减少。而神经科学家发现，脑部神经具有可塑性，我们的大脑可以通过练习得到重塑，而神经可塑性的诸多机制会贯穿我们的整个生命周期。也就是说，虽然变老会让机体功能减退，但一些心理机能却能让机体组织重新生长。

37、与家人、朋友、社群保持较多联系的人，内心比较快乐，身体也比较健康。研究显示，社交活跃的人比较长寿。孤单感对身心都有害，尤其当人们非自愿地感到孤独时，他们更容易感到不快乐，到中年时健康状况会提早变差，大脑功能较早开始退化，因此容易早逝。

38、高冲突的关系对我们的健康有负面影响，例如，身处争执不断的婚姻，可能还不如离婚有利于健康。反之，良好、温暖的关系对健康有保护作用。

39、我们如果知道一个人的团体归属，就很容易从中推测这个人可能具有这一团体的共同特性。比如，我们知道某个年轻人是名校的学生，那么我们就容易假设他比较聪明。这种归类及其认知的倾向性，在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时，能帮助我们以最少的认知努力来获得最多的信息。一般来讲，我们对某个社会团体的熟悉与理解程度越高，就越容易看到其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异；我们对它越不熟悉，就越容易夸大个体之间的相似性。

40、人在感到危险时会紧张，但当发现危险并不存在时，就会自然而然地笑出来。在心理学中，对这种反应的解释是：笑是缓和某种紧张状态的方法，人可以通过笑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讨好地笑”和“谄媚地笑”同属此列。

41、分享不是把自己看不上的、不喜欢的东西转送给他人，而是将自己珍视的东西拿出来跟亲人朋友一起享受、欣赏，如此对方才能感受到你的善意，否则很可能适得其反。除了分享实物，坦诚地和别人分享我们隐秘的想法（甚至秘密），也能快速拉近彼此的距离。

42、再优秀的人如果藏得很深，躲得很远，宅得太久，不和人交往，别人也会因为陌生而对他产生距离感。中国有句俗语，“酒香也怕巷子深”。如果想讨人喜欢，那你一定要经常出现在你想要与之交往的对象面前，哪怕你们难以交流，你也至少要“混个脸熟”。所有能增进彼此了解的事，都值得尝试。（这就是“简单曝光效应”，对一件事物哪怕只进行短暂、简单的曝光，也可以增加它讨人喜欢的程度。）

43、心理学家通过对人类的婚姻关系进行调查发现，人们的婚姻基本上都是由相似性决定的，而不是由差异性和父母决定的。财富、地位、阶层、文化、种族、教育背景等基本上可以决定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身边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往往是那些和他们非常相似的人。

44、我们很多时候是靠着相似性来选择自己的伴侣的。我们愿意与那些在长相上和我们差不多的人谈恋爱，甚至结婚。尤其在婚姻方面，大部分夫妻在外貌上的吸引力基本持平——长得英俊的男人的妻子一定不会长得太差，而容貌不太出众的女人的丈夫一般也是相貌平平。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45、亚里士多德曾说：“美貌比任何推荐信都管用。”长期以来，我们觉得男性对女性的外貌可能看得更重一些，女性则更加注重男性的性格和能力。但是心理学家伊莱恩·哈特菲尔德（Elaine Hateldd）发现，不论男女，长得漂亮都更讨人喜欢，让周围的人更愿意与之交往。

46、外貌的吸引力总是胜过其他品质，因为受外貌吸引力影响最大的是第一印象。这就是为什么在找工作面试时，仪容仪表往往能对面试者给面试官的第一印象产生很大影响。外貌的优势还不止于此。那些长得漂亮的人通常也被视为更健康、更开心、更成功的人。这在心理学中叫作月晕效应，也就是当月亮特别明亮的时候，其边界反而不清晰，容易使人产生片面的印象。所以一个人的外貌讨人喜欢，会让我们对这个人的其他特性也产生好感，我们在和他待在一起时往往也会更加开心。

47、正如一枚硬币有两面，外貌出色虽然容易讨人喜欢，但未必能给本人带来长期的幸福。其中一个原因是，长得漂亮的人从小受到比较多的关注、呵护，容易把伴侣和他人进行比较或挑剔伴侣。有了外貌这张“王牌”，有时人们会疏于拓展其他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对于维持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非常重要。说得极端点儿，“傻白甜”在影视剧中受欢迎，在现实里可能没那么讨喜，毕竟多数人结婚是为了一起努力过日子，而不是为了收藏一个需要轻拿轻放的易碎品。

48、近些年来，我以顾问的身份参与了一些中小学生自杀案例的善后。他们自杀的原因惊人地雷同：父母长期讥讽、打骂孩子。父母往往由于一件小事而大张声势、不依不饶，对孩子极尽羞辱之能事，孩子丝毫感受不到家的温暖和父母的爱，心想与其这样没意义地活着，倒不如死了痛快，于是最终选择了轻生。可悲的是，还有很多人会责备孩子太脆弱，经不起批评和教育。我想，如果类似的事发生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也未必能忍受这种伤害。

49、情绪耗竭是指过度工作或者过度压力导致身体与情感被过度消耗的疲劳反应状态，心理上的疲惫表现为自控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很多人在出现情绪耗竭之后，往往会有多种逃避行为或心理，比如抑制自己的同情心与同理心，或者认为那些处于贫困之中的人的未来与自己毫无关系，不需要给予他们任何帮助。

50、在某种程度上，很多对别人苛刻、冷漠、无情的人的内心其实也充满了痛苦、阴暗和无力。很多人不愿意帮助、照顾和爱护其他人，也许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也许是受以往痛苦的负面经历的影响。这些人都需要积极心理的滋润。同样，对于喜欢帮助别人的人，我们也要注意情绪耗竭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我们尤其需要意识到，帮助那些特别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可能带来情绪耗竭，这和个人的道德、觉悟人品无关，而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

51、达利和拉塔内提出了一个假设，它就是心理学中非常有名的“旁观者效应”，即在一个紧急事件发生时，旁观者的数量越多，其中任何一个人挺身而出的可能性就越小，或者站出来的时间就越晚。实验证明：人在独自一人时更有可能提供帮助。研究还发现，伤害事件发生现场的在场人数越多，受害者得到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小。

52、当你做一件事情，比如拿起一个物体，以及别人看见你做这件事情——拿起物体的时候，你们二人的大脑中会产生类似的镜像神经元，脑电波的波形、强度、频率都非常相似，就像在我们神经的层面上产生了对方的心理活动的镜像，这就是同理心的神经生理基础。

53、大量积极心理学研究证明，同理心对我们的社会行为、利他的倾向、人际关系的建设、感情的建立，以及整体的幸福感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帮助。有人甚至说同理心是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最重要的文明特征，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4、把自己比喻成一颗在茫茫宇宙中飘浮的行星，等待着与另外一颗行星相撞的机会，用这种守株待兔的方式找（男）女朋友，成功率当然不会太高……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我关心的是中国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没有知心朋友，找不到知心伴侣。2018年，中国的结婚率创历史新低，这确实让人担忧。很多年轻人有了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和巴克斯老师一样，喜欢宅在家里——他们称自己有“社恐”，对社会关系充满恐惧。

55、心理学家伊莱恩·哈特菲尔德认为，人类有两种爱情，一种是“共情之爱”，一种是“激情之爱”。“激情之爱”是指一种强烈的感情，包括强烈的性兴趣、坐立不安的焦虑，以及心动的热情等。

当这些感情得到积极回应时，我们会觉得特别快乐和幸福；当它们没有得到回应时，我们会感到悲伤、失落和痛苦。哈特菲尔德认为，激情之爱延续的时间一般是6～30个月（不超过三年），它的产生需要以下三个要素。

（1）文化期望，鼓励人们相爱。

（2）遇到了他（她）理想中的爱人。

（3）能够体验到一种强烈的身心冲动。

56、身体上的兴奋可以导致人对自己的生理反应的错误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原本不太来电的两个人在一起看恐怖电影、坐过山车或者做体育运动之后，更容易成为情侣。肾上腺素的分泌能催生激情，让两个人的心更容易靠近，哪怕这样并不理性。

57、在实际生活中，认为一个人漂亮不漂亮是一种主观感受，即使对方不漂亮，只要长相过得去，我们在恐惧的情况下也更愿意与对方牵手。所以，跟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如果你有心仪的对象，你最好带他（她）去看恐怖片，而不是爱情片——恐惧引起的生理唤醒让人容易对异性产生怜惜之情，而看了爱情片之后，男女牵手的概率反而可能更低。

58、中国人常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意思是恋爱双方通常倾向于将对方看作美好的、漂亮的，哪怕在外人眼中并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恋人对于我们外表的评价显著高于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评价，而我们的朋友对我们外表的评价显著高于我们对自己的评价。

59、女性尽管在选择伴侣上极其严格，但依然有可能遇人不淑，分手也会带给她们伤害。不过，研究也发现，虽然分手会给女性带来巨大的心理和生理创伤，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她们会彻底走出情伤，尤其是当她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坚强，应该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她们就会恢复得更快、更彻底。

尽管分手那一刻给男性带来的痛楚可能不像女性那么深刻，但是，男性可能会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渐产生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并且这种失落感有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当男性意识到自己正在这样的失落感中“下沉”时，他就必须重新通过“为爱竞争”而获得新的爱人，以取代他“失去的爱人”。更糟糕的是，有的男性还发现这个“失去的爱人”是无法被取代的。因此，分手带给部分男性的伤痛可能会终生“难愈”。

60、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本杰明·卡尼（Benjamin Karney）通过研究发现，配偶长相的吸引力对男性和女性的意义不太一样。对男性而言，那些与对异性的吸引力比自己高的女性结婚的男人，对婚姻的满意程度较高；那些与对异性的吸引力比自己低的女性结婚的男人，对婚姻的满意程度较低。极端点儿说，长得一般但娶到了漂亮妻子的男人应该对婚姻最满意，也最愿意疼爱自己的妻子。但对女性而言，丈夫的英俊程度对婚姻质量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61、中国有句俗语，“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于收入比较低的夫妻来讲，金钱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的确比较大。然而，在家庭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之后，金钱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就明显地消失了。甚至还有研究发现，收入的增加反而与社会压力和社会孤独感的增加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此，金钱对于人们婚姻质量的影响好像也不是那么大。

62、关系高手会对配偶的任何话题（包括无聊的话题）都表现出一种感兴趣、关心、支持和迎合的态度。而那些祸害关系的人总是对配偶的请求漠不关心，他们要么继续看电视、看报纸，要么敷衍了事，甚至完全没有回应，更为恶劣的还会表露批评、挑剔，甚至愤怒的负面情绪（比如他会说“别烦我，我正在看球赛呢”）。

因此，戈特曼和利文森认为，只要根据夫妻双方的沟通方式、应对问题的方式和身体反应，就能准确预测6年之后他们的婚姻状况——是继续相爱还是离婚，其准确率甚至高达80%～90%，超过了很多心理学预测的水平（一般的心理变量对人类行为的预测水平只在30%左右）。

63、人类在婚姻关系中无论做何种选择，只会得到两种结果，不是和另一个人相依为命，就是自己独来独往。在日常生活中，夫妻不可能只对对方一味地赞美、欣赏、迎合，但也不应该总是挑剔、批评、怀着敌意。因为我们终究都是希望被陪伴的，挑剔、批评和敌意无法给婚姻带来幸福，只能带来孤独。下一次，当你的伴侣在哼歌时，试着配合他（她），接着唱下一段，你可能会收获不一样的体验。

64、约翰·戈特曼发现如果谈话中积极词语和消极词语的比例低于2.9∶1，那就意味着这两个人快要离婚了。要想获得关系紧密和充满爱的婚姻，这一比例就要达到5∶1（被称为“家庭洛萨达比例”）——你对配偶的每1句批评都要配上5句积极的话。“批评与称赞的比例长期为1∶3的夫妇将面临一场绝对的灾难。”

65、一些人认为，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就应该有一说一，不加遮掩，这样才算坦诚相待——把真实的自我暴露在对方的面前。即使在爱人（包括亲人）之间，沟通也是要讲分寸的。一味地批评、数落对方，非但无法改变对方，还会为爱情的保鲜、婚姻的稳定埋下隐患。

66、不管多忙，把留给二人世界的时间加入日程表，散步、看电影、旅行、聊天……像热恋中的情侣那样热切交流对生活的看法，分享快乐与忧伤，以增加婚姻中的亲密感。

67、“夫妻相”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维持婚姻关系的过程中会有意或无意地逐步增加在生活习惯上的相似性，比如吃相同的饭菜，做相同的事情，享受相同的爱好，甚至连欣赏地看着对方都会使自己的神情举止变得越来越和对方相似。

68、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德韦克说：“表扬孩子努力用功，会给孩子一种可掌控的感觉，孩子会认为，成功与否掌握在自己手中。反之，夸奖孩子聪明，就等于告诉他们成功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这样，他们在面对失败时往往会束手无策。”

69、德韦克发现，无论孩子有怎样的家庭背景，他们都受不了在被夸聪明后遇到挫折而产生的失败感。男孩女孩都一样，尤其是成绩好的女孩，她们受到的打击程度最大。甚至学龄前儿童也一样，夸他们“聪明”会害了他们。

70、孩子很容易被表扬“绑架”。家长如果专注于表扬孩子聪明，则会激发孩子形成固定型思维。因为孩子会认为聪明非常重要，它是家长爱自己或尊重自己的原因，所以他们会想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很聪明。一旦孩子遇到用聪明才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就会担心自己失败而显得很愚蠢，因此惧怕挑战，选择较为“安全”、保守的道路。

71、比起“聪明”“美丽”（与生俱来，无法改变），家长要多表扬孩子“努力”“用心”（后天可以改变），让他们知道，有天赋虽然好，但后天的努力更有助于解决问题，发展自己的技能和天赋。父母需要通过言传身教向孩子传递这样的价值观：成功关乎个人成长，孩子应该利用自己的才华为社会做贡献，而不是专注于证明自己比别人更聪明；父母应该鼓励孩子变身“努力家”，这样他们才更有可能成为人生赢家。

72、毛主席说，“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我们在挑战生理极限的时候，也在挑战心理极限，对身心的不断刺激就可能使我们逐渐适应。而适应之后，我们的自我控制能力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提升。以提升自控力为目的的体育锻炼，还要注重锻炼强度与持续性，不能是简单放松一下或者三分钟热度。

73、挑战自己，做不擅长的事。通过持之以恒地做自己觉得不顺手、不情愿做或者不甘心做的事情，也可以锻炼意志力。这就是很多身居高位的人还要学外语的原因。要说他们有那么好的翻译人员，为什么还要自己去学外语？他们是为了给自己找件事做，挑战自我，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修炼自己的自控力。

74、现代心理学家发现，知识的储存方式不是，或者更加严谨地说，不完全是以抽象概念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大脑皮层中的，它存储于人类的身心体验中。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劳伦斯·巴塞卢（Lawrence W. Barsalou）提出，个体的运动系统、感觉系统及个体和环境互动的经验等因素，在个体无意识的情况下会影响个体的高级思维及行为。

75、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发现，戴墨镜会让人更容易欺骗他人，穿黑衣会让球员更容易犯规，握着盛有热咖啡的杯子能让人变得更加热情，喷洒空气清新剂、放上软坐垫能让人变得更加宽容，喝苦茶、吃有机蔬菜会让人变得更加严苛，吃甜食会让人表现出更明显的亲社会性，对人点头会让对方更容易答应请求，对人摆手会让对方更有可能拒绝请求。这都证明：知识存在于行为中，表现在身体上，蕴藏在体验里。

76、好的教育能让人感受到知识的生动性，伟大的知识永远和身心体验联系在一起。比如，来清华园读《荷塘月色》，登岳阳楼看《岳阳楼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就是我们常说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的原因。如果无法身临其境，也可以通过观看视频、画作等方式，增强孩子对知识的感受，提升学习的乐趣。

77、当最疼爱孩子的老人去世，或夫妻决定离婚时，很多家长出于保护孩子的目的，会善意地选择隐瞒实情。可是当孩子发现真相后，局面反而更难收拾，因为他们不但要承受变故本身带来的痛苦，还要独自消化被“欺骗”的愤怒。如果无法阻止不幸的事件发生，我们至少可以试着跟孩子一起学会面对它们。不管生活中是否发生过糟糕的事情，我们在陪伴孩子欣赏春花的烂漫时，也要告诉他们生命的荣枯循环；当孩子因为失去某个心爱的玩具而悲伤时，不要急着再买一个新的作为补偿，而是引导他们保存美好的回忆，珍惜当下拥有的东西。当遭到生活的重创时，你的坦诚、坚定、拥抱、鼓励会让孩子感受到温暖。

78、有他人在场时，既可能会出现社会促进效应，也可能会出现社会惰化效应。家长在认识到这种两面性之后可以告诉孩子，不妨在学校或自习室里完成作业和温习功课，因为跟其他同学一起易产生社会促进效应，它有助于提高效率并巩固所学知识；当孩子需要学习新知识、做有挑战性的习题时，最好让他们独自安静地在家里完成。

79、家长要在孩子不同的学习阶段积极创造机会，让孩子在公开场合（比如亲朋好友面前、学校组织的联欢会上）“秀技能”。多选择孩子得心应手而非半生不熟的技能，会让孩子显得特别优秀，增强他们的自信，从而使他们更有动力主动学习，挑战更难的任务。

80、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假积极就是真积极。”鼓励孩子坐在第一排上课，第一个举手抢答问题，积极参加团体活动，坚持有规律地锻炼身体。习惯成自然，当孩子尝到这样做的“甜头”（比如被老师表扬，受同学欢迎，精神状态变得更好时，他们就能够克服惰性。

81、怎样才能与他人正常、积极地交往？其实没有什么秘诀，保持积极、阳光、美好、善良的心态最关键。孟德斯鸠认为，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不是斗野蛮、拼产品，也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博弈、竞争、计较、吝啬，更不是很多人认定的那些商业成功秘诀。孟德斯鸠认为，商业成功的秘诀只有一条——“讨人喜欢，让人快乐”。在快乐多的地方商业发达，在商业发达的地方能经常遇到快乐的人。

 

◎ 清华教授写给中国青年的幸福枕边书，直击工作、爱情、婚姻、人际、亲子等人生课题 ◎ 20余年心理学研究实践 海量大数据调研分析=活出幸福人生的28个洞见 ◎ 以清华大学广受欢迎的MOOC精品课程为蓝本，抽丝剥茧消除关于幸福的偏见 ◎ 樊登、李善友、傅小兰、菲利普·津巴多、马丁·塞利格曼推荐 彭凯平教授，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后留校任教。1997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曾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及东亚研究终身教职，曾任加州大学社会及人格心理学专业主任和美国心理学会科学领导委员会成员等国际职务。2008年5月起受聘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和首任系主任。现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兼任清华大学-伯克利心理学高级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幸福科技实验室（H Lab）联合主席。国际积极心理联合会（IPPA）以及国际积极教育联盟（lPEN）中国理事，并担任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2009年至今）。曾连续两年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国际幸福日＂纪念大会上作报告。